陳獨秀領導了五四運動嗎
2015-12-30 10:36:04 來源: 評論:0 點擊:
任世江:五四運動發(fā)生細節(jié) 1
《歷史教學》編輯部,天津300051
從一道試題說起 2007年高考重慶卷文科綜合卷第18題:中國共產(chǎn)黨第一個早期組織負責人
A.發(fā)表了《文學改良芻議》
B.領導了五四愛國運動
C.主持了中共“一大”
D.出席了中共八七會議
答案:B
《文學改良芻議》的作者是胡適。中國共產(chǎn)黨第一個早期組織負責人是陳獨秀,他沒有出席中共“一大”和八七會議,因此,該題選B項,指陳獨秀。
五四運動是陳獨秀領導的嗎?高中統(tǒng)一教科書《中國近代現(xiàn)代史·上冊》說:“李大釗、陳獨秀等先進知識分子指導和推動了運動的發(fā)展,并起了領導作用。”但是,2007年出版的“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點教材”《中國近代現(xiàn)代史綱要》肯定五四運動“是一次真正的群眾運動”,但沒有說是誰領導的。這本教材的首席專家由沙健孫、馬敏、龔書鐸等領銜,審議專家有王滬寧、邢賁思、周濟、金沖及、逄先知等,編寫者是北京大學、中國人民大學、中山大學、華中師范大學等高校的教授[1]。這本《中國近代現(xiàn)代史綱要》是全國高校本科教學的必修教科書。如果有確鑿證據(jù)證明陳獨秀領導了五四運動,這么多專家不會忽略不記。新課標人教版、人民版和岳麓版也都沒有說是陳獨秀領導了五四運動。“領導”是行為動詞,陳獨秀有沒有這樣具體的領導行動呢?
組織北京五四游行的主要是兩個學生組織,一個新潮社,全部是北京大學的學生;另一個是少年中國學會,成員包括北京各高校學生和外地的高校學生。這兩個組織的核心成員是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,如新潮社的傅斯年、少年中國學會的易克嶷、許德珩。這兩個組織的成立及其所辦刊物都得到陳獨秀的支持,但是,沒有證據(jù)表明,陳獨秀直接領導了他們及其5月4日的游行。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,五四運動的當事人就不斷地寫回憶錄。很多人說到陳獨秀對他們的影響,影響是思想,不是直接領導。1919年3月,陳獨秀因為生活不檢點受到攻擊,被迫離開北大。在3月至5月4日前這段時間,他寫了很多文章,除了4月15日在《新青年》第6卷第4期發(fā)表《我們應該怎樣?》,錄少年中國學會會務報告,其他沒有鼓勵學生游行的言論。5月4日這天,他在《每周評論》上發(fā)表了《孔教研究》及隨感錄八則,其中《兩個和會都無用》一文,將南北議和的上海和會與巴黎和會相提并論,也沒有鼓動學生游行的文字。從5月11日起,陳獨秀和李大釗一起,在《每周評論》上組織輿論支援學生運動,開辟“山東問題”專欄,報道和評論山東問題交涉經(jīng)過。6月11日,陳獨秀因散發(fā)《北京市民宣言》被捕。以陳獨秀的性格,如果是他親自組織領導了五四學生游行,他不會不參加。決定5月4日游行的是5月3日晚學生在北大的緊急會議,沒有教授參加。蔡元培獲悉學生要上街游行后,曾召集北大教授開會討論對策,當時陳獨秀已不是北大教師,不可能在場。陳獨秀在運動發(fā)生前毫不知情,至6月11日被捕前,他一直在北京,也沒有參與6月3日后上海的運動。
毛澤東曾說,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。廣義上可以這樣形容。因為沒有新文化運動不可能發(fā)生五四運動,青年學生的覺悟既是國難當頭的刺激,也是陳獨秀、李大釗等先進知識分子引領的結果。但是,將這句話引申為“領導了五四運動”“指導和推動了運動的發(fā)展,并起了領導作用”,就不是廣義層面的表述,含有具體組織、直接指導、領導的意思,而這樣的含義是要有史實依據(jù)的。另外,陳、李二人也有所不同,運動發(fā)生前,李大釗參與學生活動更多一些。
實際上,有關五四運動領導者的爭論由來已久。將“五四”作為青年節(jié)也不是共產(chǎn)主義青年團首創(chuàng)。從五四運動尚未結束到現(xiàn)在,有關五四運動的回憶和研究著作究竟有多少,很難統(tǒng)計。從運動本身延伸出“五四”精神,也有狹義與廣義之分。本著尊重歷史,求真、求實的原則,我們應該首先了解五四運動發(fā)生、發(fā)展的細節(jié),在弄清基本事實的基礎上,認識這場運動的深遠影響。
五四運動的萌芽
五四運動首先是一場全國性的學生運動。那時候還沒有一個政黨具有全國性的組織系統(tǒng)。學生運動能夠形成全國規(guī)模,必然有相當一段時間的醞釀、動員和組織階段。有關的回憶和研究都認為,五四運動的發(fā)生應追溯到1915年“二十一條”的簽訂。1915年1月,日本駐華公使向袁世凱遞交了“二十一條要求”。在遞交時,公使警告中國政府必須“絕對保密,否則須負所有嚴重后果之責”[2](p.23)。但是,在持續(xù)近四個月的談判過程中,中國政府并沒有嚴守機密。顧維鈞幾乎每天都將談判情況告訴美英駐華公使,陸征祥則將二十一條內容泄露給俄國[3]。中國政府故意這樣做的目的是想引起列強之間的矛盾,爭取外部干涉。于是,二十一條和談判內容通過報刊、雜志不斷傳播開來。中國新聞界在報道中表現(xiàn)出強烈的愛國憂國和反日情緒。民眾知情后異常激憤,總統(tǒng)府每天都要收到無數(shù)表達憤慨和抗議的信件和電報。有19個省的督軍還呼吁中央不要屈服日本的壓力。連反對袁世凱獨裁的國民黨當時也宣布支持北京政府,一致面對外敵;北京政府則特赦了孫文、黃興等革命領袖。5月7日,日本向中國政府提出了最后通牒;5月9日,北京政府被迫接受了日本二十一條的大部分要求。此后,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達到高峰,“勿忘國恥”的標語隨處可見,抵制日貨運動遍及各大城市。5月7日和5月9日被命名為“國恥紀念日”,被立即寫入了教科書。在日本的留學生和流亡的知識分子得到消息后,大約有4000多人立即集體離開日本回國(集體回國前后好幾次)。“二十一條”的簽訂刺激了中國民眾包括青年學生的愛國熱情。當時提出的“外爭國權”就是后來五四運動的口號之一[2](pp.25~26)。
日本提出“二十一條”是看準了袁世凱要稱帝,以此作為交換條件。袁世凱則認為中國打不過日本,列強又忙于大戰(zhàn),只要日本支持他,稱帝就有國際保障。但是,日本的條件又過于苛刻,所以,他明確指示抵制某些條款,用拖延的辦法談判,并授意泄露二十一條和談判內容,爭取國內外輿論。然而,政敵和民眾的支持又使他誤以為恢復帝制的條件已經(jīng)成熟,于是,5月以后,他一方面壓制抵制日貨運動,另一方面加緊稱帝步驟。復辟帝制是已接受西方影響的知識分子群體所不能接受的。要救亡圖存就必須鏟除軍閥和賣國賊,這樣就醞釀出“內除國賊”的流行口號。
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交織在一起,新文化運動是五四運動的動員和準備階段,五四運動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個結果。
1915年5月,因參加革命而流亡日本的陳獨秀隨留日學生集體回國。這年9月,他在上海創(chuàng)辦了《青年雜志》,一年后改名《新青年》。1916年蔡元培從法國回來,12月,繼任大總統(tǒng)的黎元洪任命他接任北京大學校長。1917年初,陳獨秀受聘為北大文科學長。這年夏天,胡適從美國回國,進入北大。1918年2月,李大釗被任用為北大圖書館館長。到1919年,北大有202名教授和教員,2228名學生[2](p.66)。
1917年以前的北大以保守著稱,教授被稱為“中堂”“大人”,學生被稱為“老爺”,學生讀書是為了做官。蔡元培推行的改革使北大面貌煥然一新。蔡元培對學生提出:進大學的目的是求學,學生最重大的責任是讀書,學生可以以個人身份加入任何政治團體,學?梢詣窀妫荒芨缮?zhèn)人的自由選擇。蔡元培還鼓勵學生自治,于是各種學生社團都建立起來了!缎虑嗄辍吩谏虾r僅有陳獨秀一個編輯人,北大云集的先進知識分子使該雜志影響迅速擴大!缎虑嗄辍吩谏虾r每期發(fā)行量只有1000余冊;到北京后發(fā)行量猛增到16000冊(這個數(shù)字在現(xiàn)在看也很可觀)。1918年10月,陳獨秀和李大釗還創(chuàng)辦了《每周評論》。在這樣的氛圍影響下,北京的大學生也開始創(chuàng)辦雜志,并形成組織。1919年1月1日,同時有兩個學生辦的雜志問世。一個取名《新潮》,另一個叫《國民雜志》。這兩個雜志社的成員后來都是五四運動的中堅力量。
《新潮》雜志由北大學生傅斯年、羅家倫等創(chuàng)議,得到陳獨秀、李大釗、胡適的幫助,從北大獲得經(jīng)費。李大釗在圖書館分出一間屋子作為新潮社的辦公室。胡適擔任雜志的顧問。參加新潮社的都是北大學生,登記會員大約只有40余名。這些人現(xiàn)在有很多是我們熟悉的歷史名人,如顧頡剛、江紹源、何思源、俞平伯、郭紹虞、張申府、譚平山、馮友蘭、朱自清……《新潮》創(chuàng)刊號就發(fā)行了13000冊,五四前后每期發(fā)行達到15000冊。那時,這些人在思想上都部分接受了十月革命的影響。羅家倫、傅斯年當時都認為“以后的革命就是俄國式的革命”,他們主張革命后實行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。后來反共的羅家倫那時撰文主張崇拜馬克思的經(jīng)濟學[2](p.81)。因此有論者說,他們甚至比陳獨秀、李大釗還激進。
《國民雜志》也是以北大學生為中心,但雜志社的成員還包括北京其他學校和外地的學生,有200人左右,每人交5元為基金,解決辦雜志的經(jīng)費,在北京北池子騎河樓路南租了一間房子作為辦公地點。雜志聘請邵飄萍作顧問。蔡元培為雜志第一期寫了序言。李大釗也為這個雜志寫文章。北大學生易克嶷、許德珩、張國燾都是這個雜志社的成員。這個雜志雖然不如《新潮》影響大,但它起到聯(lián)絡各地學生的作用。在這個雜志出版的前后,少年中國學會經(jīng)一年醞釀成立。李大釗是少年中國學會的發(fā)起人之一,1918 年他也只有30歲,在學會中起直接的指導作用。少年中國學會是全國性的組織。國民雜志社的易克嶷、許德珩也是少年中國學會骨干,毛澤東、惲代英、張聞天等都前后加入這個組織。北京的學生從1918年下半年已開始聯(lián)絡天津、上海等地的學生。這些組織活動為五四運動的全國性打下了基礎[4]。
新文化運動為五四運動做了思想動員和組織準備。各地學生之間的聯(lián)絡為五四運動形成全國規(guī)模奠定了基礎。1918年5月,北京、天津、上海等城市發(fā)生的學生游行和請愿,又成為五四運動的預演。
這次預演的發(fā)生仍與日本有關。1917年“府院之爭”后,段祺瑞掌握了北京政府,中國向德奧宣戰(zhàn)。這時的日本處于戰(zhàn)時經(jīng)濟繁榮階段,有很多剩余資本。于是,日本對華采取所謂“菊花根”政策——以貸款和投資的方式,在中國建立經(jīng)濟支根,逐漸控制中國。中國參戰(zhàn)后,日本更積極地向段祺瑞政府提供巨額貸款,這就是“西原借款”,數(shù)額高達1004500萬日元,占日本海外投資的90%。段祺瑞借款的目的是為了擴大皖系勢力。日本借款則是要獨霸中國。
1917年8月,中國參戰(zhàn);11月,俄國爆發(fā)革命。日本借口防御德奧東侵,提出中日軍事合作,1918年5月,與北京政府秘密簽訂《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(xié)定》,日本獲得在中國東北、外蒙古駐軍等特權。9月,北京政府又將山東膠濟鐵路抵押給日本,并同意日本在鐵路沿線駐軍(后來成為巴黎和會爭論的焦點問題)。10月1日,日本正式在青島、濟南、張店等地設立民政總署,掛牌辦公,行使統(tǒng)治權,其職權范圍、管轄范圍遠遠超出德國在山東的占領區(qū)。
中日簽訂軍事協(xié)定的消息被報章披露后,全國輿論嘩然,民眾要求公布協(xié)定內容。5月,中國留日學生開始集體回國。北京政府宣布,因條約的軍事性質,不能對外公布,并強迫學生回日本。學生和民眾的反對情緒達到高潮。20日,北京大學、北京高等師范學校、北京政法學校等兩余名學生舉行了游行請愿。天津、上海、福州也跟著舉行類似游行。很多工商團體也隨后舉行公共集會,發(fā)電報給北京政府,指責段祺瑞,要求停止內戰(zhàn)。由于總統(tǒng)馮國璋親自出面,向學生保證政府不會出賣國家利益,學生游行才平息下來。
二十一條后中日關系就處于激化階段。中日軍事協(xié)定無疑又是引狼入室。這一事件深深刺激了學生和民眾的心理。已經(jīng)覺悟的青年更加關注國事。1918年5月后,各地青年加強了聯(lián)絡,組織了學生救國會,為五四運動的發(fā)生埋下伏筆。
五四運動的發(fā)生
1919年11月11日,第一次世界大戰(zhàn)結束。當天,美國總統(tǒng)威爾遜發(fā)表了十四條宣言。中國是協(xié)約國成員,以為是戰(zhàn)勝國,北京政府隨即宣布放假三天,以示慶祝。全國各大城市都舉行了慶祝活動。北京的大游行聚集了約6萬人,蔡元培、李大釗等都紛紛在集會上講演。我們熟悉的《庶民的勝利》就是李大釗的講演稿。中國多年來深受列強之苦,威爾遜提出的以“公理”取代“強權”使大多數(shù)知識分子對即將召開的世界和平大會寄予了很高期望。美國還照會中國政府,希望在和會上通力合作,北京政府受寵若驚、立即響應,特意派出有親歐美傾向或有歐美背景的人組成代表團。除首席代表、外交總長陸征祥以外,顧維鈞、施肇基、王正廷等都是早年留學歐美、當時的駐歐美國家使節(jié)。親日的章宗祥則不在代表團內。當時的氛圍使很多人都相信:德國戰(zhàn)敗了,德國占有中國的土地和權利都會歸還給中國。不僅如此,中國代表團還準備提出廢除治外法權、撤走外國駐軍、關稅自主等問題,對山東問題反而沒有作任何準備。因為,日本曾聲明要將山東轉交給中國[5](pp.576~578)。大戰(zhàn)結束時,日本也同中國互相表示慶祝和友好。但是,在會上日本完全是另外一種面孔!巴黎和會原本只討論德屬殖民地的處置問題,日本卻將并非屬于德國殖民地、只是租借地的山東青島提交大會討論,以英、法、意三國與日本簽有密約,保證戰(zhàn)后日本得到山東為理由,要求繼承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利,對交還中國一字不提。中國代表團如夢初醒,這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。顧維鈞代表中國成功地陳述了直接收回山東的理由,日本則提出西原借款中,膠濟、高徐鐵路及其沿線駐兵中日之間有密約,密約是在中國參戰(zhàn)后簽訂的,日本沒有脅迫中國。日本還直接向北京政府施加壓力。意大利退出和會后,日本也表示如得不到滿足即退出。于是,美、英、法向日本傾斜,對山東問題作出了向日本一邊倒的裁決。中國代表團雖然提出強烈抗議,但也只剩下是否簽字的問題了。列為戰(zhàn)勝國之一的中國竟然和戰(zhàn)敗國一樣,成為任人宰割的俎上魚肉。巴黎和會于1919年1月18日開幕,27日日本提出山東問題,中日舌戰(zhàn)后,三國忙于對德和約,將山東問題擱置起來。4月重議,4月30日美、英、法作出最后裁決。此間,中國人的各種團體都關心著事態(tài)的發(fā)展。中國代表團收到大量來自國內外中國團體的電報,其中包括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武漢、濟南、紐約、洛杉磯、檀香山、倫敦等地13個學生組織;北京中華總商會、山東工業(yè)協(xié)會、廣州華僑工會等32個工商團體;山東省議會、山東省教育協(xié)會及華僑組織等67個社會團體發(fā)來的電報。2月間,國內還成立了以林長民、張謇、王寵惠為首的國民外交協(xié)會、以廣東領導人為核心的外交調查協(xié)會等組織。各種政治派別的人都密切關注著中國外交,并不斷通過報紙雜志,向大眾傳達消息、發(fā)表評論。當巴黎和會有關山東問題形成最后裁決后,國內沮喪、憤怒的情緒達到極點。5月1日北京的《中國時報》刊出了中國外交代表團向國內的報告,報告陳述了外交失敗的原因。5月2日,林長民在《晨報》上疾呼:“國亡無日,愿合四萬萬眾誓死圖之!”[2](pp.130~133)這天晚上很多學生徹夜難眠,聚在一起,討論國事。
今天,我們可以想象當時那些熱血青年的心境,他們經(jīng)受了怎樣的打擊,失望、沮喪、驚醒、憤怒……新潮社、國民雜志社、工學會等學生組織原本決定在5月7日國恥日舉行民眾示威大游行,此時,他們按捺不住激昂的情緒,5月3日下午1時,北大貼出通告,召集所有北京大專院校學生代表舉行臨時緊急會議。當晚7點,會議在北京大學法科禮堂召開,到會學生一千多人,國民雜志社的易克嶷主持會議。會議首先請北大新聞研究會的邵飄萍分析山東問題,爾后學生演說。羅家倫、許德珩、張國燾等慷慨陳詞,群情激憤,一位學生當場咬破手指,撕裂衣襟,血書“還我青島”,全場肅然感動、氣氛悲壯,感情激昂,于夜間11點作出決定,提前在第二天,5月4日下午12點半,召集所有北京大學生舉行集會,游行示威。五四運動就這樣發(fā)生了。5月4日下午1時,三千多學生齊集天安門前,按學校分組排列。傅斯年擔任游行隊伍的臨時總指揮,羅家倫在上午起草了游行時散發(fā)的《北京學界全體宣言》,提出“外爭主權、內懲國賊”。集會時間很短,沒有長篇演說,1點半左右隊伍開始向東交民巷前進。隊伍前有人高舉兩面五色國旗,隊伍中學生手持用中文、英文、法文書寫的各種標語的白旗,秩序井然。隊伍先到東交民巷美國使館,由羅家倫、傅斯年等代表學生向美國使館遞交了說帖,然后又派代表到英、法、意使館。由于當天是周日,各國公使都不在。幾千名學生滯留了近兩個小時,軍警還不斷強迫學生后退,學生開始憤怒,有人號召到曹汝霖家里去,隊伍遂轉向東單,大約下午4點到達趙家樓,后來發(fā)生了火燒事件,學生和警察發(fā)生沖突,易克嶷、許德珩等32名學生被捕。部分學生被捕使事件進一步擴大,激起了各階層的反應,一個月后,形成全國規(guī)模的、廣泛的愛國運動。
學生運動的發(fā)生有一個過程,形成廣泛的、各階層參加的愛國運動,同樣也不是一朝一夕的突發(fā)因素決定的。那么,究竟是哪些人、哪個階層首先回應學生的號召,起來行動的呢?
【作者簡介】任世江(1950—),男,天津人,天津古籍出版社副總編,編審,《歷史教學》雜志主編,天津師范大學兼職教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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